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开宗明义：“达摩所传者，顿同佛体，迥异诸门，故宗习者难得其旨。……暨乎法久成弊，错谬者多，故经论学人，疑谤亦众。原夫佛说顿教渐教，禅开顿门渐门，二教二门，各相符契。今讲者偏彰渐义，禅者偏播顿宗，禅讲相逢，胡越之隔。……故别撰经律论疏，大开戒定慧门，显顿悟资于渐修，证师说符于佛意。”即指明达摩所传之禅，顿渐二门完全一致的精神，而当时讲说之人，或偏于彰显渐修，或偏于传播顿宗，造成禅与讲的对立。宗密主张顿悟资于渐修，其会通南北的主旨是非常明确的。道生根据顿悟中的古说七地悟无生忍（小顿悟），或说初地顿悟，也就是证悟后，还要一层层的深入。针对这悟入又悟入的见解，创立了大顿悟说，认为“积学无限”，不悟则已，“一悟则纷累都尽耳”，究竟成佛。“近代人欢喜将道生的顿悟，与禅宗的顿悟说相混合（其实，禅者早已不自觉地混而为一了）。”（22）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立民教授认为顿悟是一切佛教的真髓所在。北宗是渐修，重在行，而南宗是顿悟，重在知。对于禅宗史上的顿渐之争，我们应采取修与悟、定与慧、知与行相统一的态度，今日中国禅学的复兴之路，也就在顿渐一体，圆融南北、圆融能秀。 三、禅悟真义禅学初立以后，经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推排融会，衍生了颇具特色的禅文化，深深烙印于中国传统文化各个领域，完全变成中国佛学了。“达摩之后，师资开道，皆善以方便，取证于心。……密以方便开发，顿令其心直入法界。”（23）弘传至黄梅门庭，禅宗四祖道信“择地开居，营宇立象”，接引四方学众，弘宣禅法。“信禅师再敞禅门，宇内流布，有菩萨戒法一本，乃制入道安心要方便门，为有缘根熟者说。我此法要，依椤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24）息一切妄念而专于念佛，心心相续，念佛心就是佛。道信将法界一相，亲缘法界的一行三昧融摄于达摩禅法中，于是乎，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的法门开启了。“禅”，梵文音译“禅那”，意译作静虑，因其为思维的修炼方式，又译为思维修。“禅”，从其特殊的认识对象——本体论出发，对主体的认识素质、心灵状态和认识过程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形成了禅宗特有的认识论。而禅宗本体论的认识对象是“诸法实相”、“真谛”。诸法的“实相”不同于一般境相，它以“无相”、“空无”为特点，“真谛自无相”，但又不是空无一物，“夫真谛深玄，非智不测，圣智之能，在兹而显。”故经云：“不得般若，不见真谛，真谛则般若之缘也”，而是超越一切感觉经验的实在，“夫实相幽深，妙绝常境，非有心之所知，非辨者之能言”。（25）这里的“般若”是梵文译音，乃智慧之谓。它能超越形相，“般若无所有相，无生灭相”，超越感觉、思虑，“般若无所知，无所见。”（26）而其根本要义是“无念为宗”，意旨心灵停止了一切思虑活动，面对外物无所感、无所见、无所取，达到“尽见诸法，而无所见”，只有“圣心不物于物，故无惑取也”，才能体认纷纭物象遮盖的无上真谛，呈现出虚空静定的特色。因此，般若无知而无所不知。“虚空无知”，指般若之体；圣智虚空而无不实有，“实有”、“无不知”指般若之用。由此可见，禅宗所要求洞悉“万物之实”的“独鉴之明”的般若智慧是由其无知无虑的虚静特质决定的，“智有穷幽之鉴，而无知焉；神有应会之用，而无虑焉。神无虑，故能独王于世表；智无知，故能玄照于事外。”（27）要修炼成无知无虑的般若之智，必须借助于“禅定”的修炼方法，不断排除常念俗想，由“定”生“慧”。“定”，梵文音译“三昧”，乃世尊创教始时的戒、定、慧三学中重要的一支。“世尊立法者，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禅定也，三者智慧也，”（28）“定”是指心注一境而不散乱的精神状态，“心一境性”，“乱止名定”，“夫称‘三昧’者何？专思寂想之谓也。思专，志一不分；想寂，则气虚神朗，气虚，则智恬其照，神朗，则无幽不彻。”（29）禅宗皆“依戒资定”，戒学为定学打基础，慧学又以定学为基础，从而达到“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定”的精神状态：“心注一境”、“摄一境性”形成了中国禅宗的主要特征。所以禅的别义可释作“定”。“禅定”联言成为禅宗内向自省、摒虑静思的修炼方法。禅定之学继承并加深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守静笃，致虚极”、“知上而后定”的虚静观，由此可见，禅宗入主中土在文化、思想上是有其渊源的。达摩以后，“继明重迹，相承五光”，皆证明心在学道中的根本性，“佛”即是心，心外无别佛，成立了“念佛”与“念心”的同一性，“天竺相承，本无文字。入此门者，唯意相传。”而后影响中国禅宗教义主旨的“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顿入法界的，以心传心的达摩禅，被明确地提出来。禅宗独拔于一切的优越性，在佛教教义中凸现出来。“名相入焉妙本乘，言说出焉真宗隐，故如来有意传妙道力持至德，万劫而遥付法印，一念而顿授佛身。”（30）“息其言语，离其经论”使参禅教义简约化；“天竺相承，本无文字”为不立文字；“别有宗明矣”，正是教外别传的自觉；而要达到“直入法界”，方是顿入（顿悟），基于此，“意传妙道唯意相传”，“传乎心地”，“以心传心”。不著名相而意在超悟，原是达摩禅的特色。“云何解得悟解法相，心得明净？信曰：亦不念佛：亦不提心，亦不看心，亦不计心，亦不思维，亦不观行。亦不散乱，直任运，不令去，亦不令住，独一清净，究竟处心自明净。”（31）“悟解法相”就是悟理，若学者觉得有所领会，就秘密向师长呈现自己的见地，请求印证，师长如认为他契当于正理，就进一步地“与法”，这一传授，是师资间秘密进行，而不向外人说的。这一“与法”，就表示“不立文字”，“顿入”、“意传”为达摩禅的真义所在。达到“澄寂”——“泯然无相”的境地，一切是无相，一切是清净，同一法界无差别。所以一切境缘，都不能干乱净心，一切烦恼自然除灭了，自然契入不思议解脱的无碍法界。四、禅悟之美从文化史和美学史上看，禅宗不但和儒家、道家等学派一起，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性格特征，而且直接促进中国古典美学不断向纵深发展，使禅悟的方式在文学艺术和审美领域透露出恒古的意蕴。禅宗史上一些“直指人心”，豁然觉悟，当下便登“涅槃”佛地的公案故事，委实不少。世尊拈花，迦叶微笑，实是顿悟的经典；（蒙山道明）“往依五祖法会，极意研寻，初无解悟，…踟蹰粟，乃曰：‘我来求法，非为衣也。愿行者开示于我！’卢曰：‘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阿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师当下大悟…”；（32）智闲和尚“一日芟除草木，偶抛瓦砾，击竹作声，忽然醒悟”；（３３）志勤禅师“见桃花而悟道”；（34）这些公案祥叙了中国化的禅宗对“静虑”、“思维修”的原旨进行了大胆改革，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内向反省”与“直观外推”的思维方式，建构禅悟的“直指人心，见性忘意”的美学意蕴。“悟，即心解神会，是一种不依靠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思维过程，直接把握认识对象内在性质和特点的思维能力。”（35）而“顿悟”实际上是种直指式思维，是一种一元的、单向的、突发式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将个体的心性与宇庙之心冥会契合，于是大千世界、十方道场便统统化为子虚乌有了。禅宗“顿悟”法门的出发点是“净念观心”，“法由心生”。“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僧云风动，一僧云幡动，议论不已。慧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众骇然。”（36）禅宗主张的“自心是佛”、“自生顿现”的理论基础是“一切法皆从心生”，认为心是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万法）产生和存在的本源，充分体现出禅宗的教义，“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故知一切诸法，皆由心造”；（37）“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38）从美学角度来看，禅宗的这种思想空前地提高了人的主体精神作用，这一点在美学的审识过程中是很重要的，“它不像道教和一般宗教那样完全舍弃感性形式去追求精神的绝对净化，而是强调在世俗的感性之中向精神的思想境界超越，”（39）这正是禅宗实践与中国传统的审美实践具有的趋同性。中晚唐禅宗的空前奋盛，以致“悟”的重要作用在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中举足轻重。禅宗是即世间而求出世间，即物而不执着于物，将“悟”作为审美的不二法门，体现的“离相无念”、“自性顿现”、“法由心生”等思想，这一思想渗透到艺术和美学领域时，无论艺术思维，艺术创造，还是审美指向，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促进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变革，在传统审美领域中终成圭臬。而中国传统美学在这一时期，处在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关键时期。使得中唐以前以感官验证为主的审美方式，逐渐转向中唐以后以内心感悟为主的审美方式。审美指向也由实向虚，由外向内转移。所以认为禅宗“顿悟”的审美方式是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美学发展的重要催化剂，是毫不过分的。中唐以前的美学思维方式，明显以感官经验为主。其中典型的代表为刘勰提出的“神思”论，“神思”是以源远流长的“心物感应”论为基础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写气图貌，即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俳徊。”（40）“神思”活动是始于物而又终于物，不局限于物而又不脱离于物，反映前期的人们认为物本身就具有独立自在的审美意义。而美学思维限于“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而在美学表达上，基本上是偏于写景、写事、写实、再现的。绘画的文论就多次鲜明的提出：“画，形也”；“应物象形”、“以形写形”；“画无长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41）文学的创作也是以记事叙真为主，“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并进一步将时空也进行了物化，“清明像天，广大像地，终始像四时，周还像风雨”，这些从艺术创作的表现上看注重对客观物象的摹仿与再现，与前期重视客观外物而忽略主观内心不无关系。随着禅宗顿悟法门所强调的“实相无相，离相无念”，被中国传统美学所融合，“离相无念”对艺术思维方式的转型有明显的意义，深深影响着晚唐后中国传统的美学思维方式。在这种影响下，司马空的“情悟”说，还有严沧浪的“妙悟”说，都比前期的“神思”方式有了更多的主观色彩，凸显内心感悟；逐渐发展到偏于抒情、咏志，进而发展为后来的写意、写心，使整体的艺术审视观念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诗画只求“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42）“聊以写胸中逸气”；“画与诗皆士人陶写情性之事”、“任性而发”，“言志为本，缘情为先”，（43）偏重于心性的直诉；由心物自然引发、触及而得到不意如此最妙的心灵结晶物，体悟到“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别材别趣”，“一味妙悟”。这确实是禅宗“自性顿现”论影响的日益深化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