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以戒为本，佛教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几乎都与戒律的变动有关，禅宗的戒律革命则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重大变革，它不仅导致了以禅宗为代表的山林佛教的最终确立，还为禅宗的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影响了整个中国佛教的格局。早期禅宗奉行的是非常严格的头陀行戒。由于禅宗以大迦叶的传人自居，因此长期以来奉行由大迦叶创立的头陀行，不入市井，不近官府，优游林下，坐禅净心。头陀行戒体现了禅宗的独立精神，不愿受制于官府，不愿受染于世俗，卓然自在，有利于保持佛教的纯粹性。头陀行还体现了自由自在的风格，不受外境左右，不受己欲缠绕，依法乞食，心无拣择，“住无再宿”，不滞一地。头陀行保持了印度佛教的本色，但在当时的中国并不能算成功。头陀行适合自修，不利于化众，或者说是偏重自利，利他不足，这是最大的问题。另外中国的自然环境与印度不同，特别是在寒冷的北方，修此行者需要极大的毅力和吃苦精神，像慧满那样住在雪地荒冢之中，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坚持奉行并不适合中国现实环境的头陀行，使得禅宗在早期大吃苦头，一方面受到官方的打击迫害，另一方面还受到其他佛教宗派的排斥挤压，生态环境极为恶劣，几乎难以为继了。在不改革便无法生存的严峻现实面前，禅宗在道信之前便做了大量地尝试，试图走出困境。如属于端禅师一系的卧轮等在坚持楞伽传宗的同时，又引入般若空义，一方面在义理上与当时势力较大的三论宗等获得更多的沟通，会和教宗，免使禅宗有有禅无教之讥，一方面重新确立禅宗在学问经教方面的优势，在与其他教派竞争时不至于吃亏。有可能属于禅宗的慧瓒一派则对头陀行进行了改革，山居聚众，建立僧团，同时又与官府保持一定的联系，为自身的生存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这两个支派的改革都对道信有很大的影响。四祖道信在久经磨炼之后，毅然对禅宗戒规进行了重大改革，建立农禅一体的新模式，并制订了与此相应的菩萨戒规。《楞伽师资记》谓其“有《菩萨戒法》一本”，此本后来失传，但《楞伽师资记》保存了其部分内容，如实相忏悔等。《楞伽师资记》谓“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是名第一忏悔”，又将忏悔与禅观联系起来：若初学坐禅时，于一静处，直观身心，四大五阴，眼耳鼻舌身意，及贪瞋痴，若善若恶，若怨若亲，若凡若圣，及至一切诸法，应当观察，从本以来空寂，不生不灭，平等无二。从本以来，本无所有，究竟寂灭。从本以来，清净解脱。不问昼夜，行住坐卧，常作此观。即知自身犹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如热时炎，如空谷响。若言是有，处处求之不可见；若言是无，了了恒在眼前。诸佛法身，皆亦如是。即知自身，从无量劫来，毕竟未曾生，从今已去，亦毕竟无人死。若能常作如是观者，即是真实忏悔，千劫万劫，极重恶业，即自消灭。唯除疑惑，不能生信，此人不能悟入。这是对实相观的进一步深入，也可称作法身观。通过实相观与法身观，得知诸法空寂，身本清净，无有生灭，亦无去来，自可了知生死。得如是观，无生无灭，即无业惑轮转等生灭法，自然消诸恶业，悟入大道。与实相忏相应，道信建立了农禅合一的新规。虽然尚无直接的证据证明道信僧团倡导劳动，但其既然不求助于官府的支持，只能以自食其力为主，民间的资助施舍不会占太大比重。改游化为定居、从各自独修到集体参禅，不会遇到太大障碍，也不能算是禅宗的独创。然而道信还想保持禅宗不依赖朝廷官府的独立传统，就必须建立自己的生活来源，必然需要突破有关劳动的戒规。印度戒律明确规定：“持净戒者不得贩卖、贸易、安置田宅、畜养人民、奴婢、畜生，一切种植及诸财宝，皆当远离，如避火坑。不得斩伐草木、垦土掘地。”这种规定一是为了远离财富，以免产生争利之欲，影响修行；二是害怕在劳动的过程中杀生，有违慈悲，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这些规定又与佛教独立自主的精神相违背，经济上的不独立必然导致精神上的依赖性，这对佛教构成了一种两难选择。禅宗更为重视的是佛教独立自主的根本精神，为了在新的条件下保持这种精神，就不得不另立戒规，在这种情况下，道信创制“菩萨戒法”，开始了禅宗的戒律革命。突破传统戒规对种植、开垦、斩伐草木等禅宗从事最多的劳动活动的限制，就需要大乘佛教的实相观与实相忏。一切诸法，性本空寂，不可执著，但心无染著，即除烦恼及诸妄惑罪恶，因而最为关键的是心净。因而只要在从事种植等活动时无求利之心，无伤害之意，为法不为食，谋道不谋贫，就不能算是犯戒。 道信菩萨戒法的具体内容已经不得而知，但从后世南北两宗所传授戒仪式及内容中可略见端倪。北宗《大乘五方便》中所述可能与原初道信所创更为接近，授戒仪式由大和尚即禅门宗师，非是律师　主持，先令修禅者胡跪合掌，发四弘誓愿，然后请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教受三归依，再问五种能与不能，即“一者，汝从今日乃至菩提，能舍一切恶知识不？能；二者，亲近善知识不？能；三者，能坐持禁戒，乃至命终不犯戒不？能；四者，能读诵大乘经，问甚深义不？能；五者，能见苦众尘，随力能救护不？能”。然后授三聚净戒，再令各自忏悔，最后和尚言道：“汝等忏悔竟，三业清净如净琉璃，内外明彻，堪受净戒。菩萨戒，是持心戒，以佛性为戒性。心瞥起，即违佛性，是破菩萨戒；护持心不起，即顺佛性，是持菩萨戒。”最后才算正式授菩萨戒，授菩萨戒后，再命禅僧坐禅。这套仪式强调心净，心净则谓持戒，念不起即心净，妄念不生，则心自清净，心清净，则顺佛性，就是持戒。强调持戒即持心，心净则罪除，可能是道信菩萨戒的本义，而守心不起怕是后来北宗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创制菩萨戒法、主持授戒仪式的都是禅门宗师，而非律学宗匠，这就存在一个问题，禅宗这么做是否合法按照一般的律制，禅宗这么做显然是不合法的。一是禅门宗师未必精通律学，也未必有律师的资格，当然没有资格为学僧授戒；二是授戒师是禅宗大和尚一人，不到法定的人数；三是所授内容多为禅门自创，禅宗没有单独的制订律法的权力。有鉴于此，作为律学宗匠的道宣对禅宗的改革律仪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并在僧传中运用春秋笔法对此大加贬斥。道宣在《续高僧传》习禅篇论中多处批评禅宗，一谓“世有定学，妄传风教。同缠俗染，混轻仪迹。即色明空，既谈之于心口；体乱为静，固形之于有累。神用没于词令，定相腐于唇吻。排小舍大，独建一家。摄济住持，居然乖僻”，对于禅宗“即色明空”的实相观、“混轻仪迹”的持心戒，尤其是“排小舍大，独建一家”的革新律制极为不满，又谓“复有相迷同好，聚结山门，持犯蒙然，动挂刑网。运斤运刃，无避种生；炊爨饮啖，宁惭宿触＂，对于禅宗任意触犯传统戒规，伐木开荒，从事生产，表示强烈的愤慨。道宣还对禅宗的顿悟说“朝入禅门，夕弘其术，相与传说，谓各穷源”、心性本净与不立文字说“善友莫寻，正经罕读，瞥闻一句，即谓司南。唱言五住久倾，十地将满，法性早见，佛智已明……相命禅宗，未闲禅字”等进行讥讽，总之，几乎对禅宗完全否定，这也是很不寻常的。 与此同时，道宣却对仍然坚持头陀行的禅宗支派表示极大的敬意。他对那禅师、慧满等赞颂不已，还对慧瓒一支的“嘉尚头陀”表示赞赏，因为慧瓒的改革步子较小，对于传统触动不大，“威仪所拟，无越律宗；神解所通，法依为基”，于律于教都不算违背。通过这些褒贬，道宣的态度非常明显，即不赞同改革，更不希望禅宗单独建立戒规，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严重的越权行为，对于律宗的威胁和损害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