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讨少林学的意义在中国佛教史和文化史上，少林寺具有重要地位。仅从佛教来说，它是中国禅宗的祖庭，并且在元代以后，又是禅门五宗中曹洞宗的祖庭；同时，在中国佛教的禅学史、律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此外，众所周知，少林寺又因武术闻名于世，是少林武术的发源地。少林寺虽历经兴衰毁建，然而至今寺内仍收藏十分丰富并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文献、碑铭、艺术品。对于少林寺的历史、佛教、禅宗、武术及寺内现有文物，在过去特别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教内外学者已进行很多研究，取得可观的成果。然而在少林寺已广为中外所知的今天，面对新的世纪和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迅速发展的形势，有必要将关于少林寺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以利于适应时代对少林寺的各种历史的文化的丰富资源进行综合开发，让少林寺在弘扬中国佛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作出新的贡献。在这种背景下，集聚教内外学者共同围绕“少林学”进行探讨是有重要意义的。笔者认为重要意义可以归纳为三点：（一）如果对“少林学”的基本内涵进行探讨，甚至取得大体一致的见解，有助于开辟新的学科领域，便于集中力量对有关少林寺的问题展开深入持久的考察和研究；（二）可以帮助已经成立或准备设立的少林学研究机构明确研究方向，设置课题，制定相关规划；（三）对少林寺今后适应时代加强教团自身建设、文教事业建设和寺院景观建设，乃至对少林寺所在有关部门今后进一步开发嵩山地区的人文、旅游资源，具有一定的咨询和借鉴的意义。二、关于少林学的思考何为少林学？笔者提出自己的见解向诸位请教。所谓少林学是关于少林寺的学问，是旨在客观地真实地考察、研究和诠释有关少林寺的历史、佛教（包括禅学、禅宗和律学）、人物、文化和武术及文物的学科。少林学的内涵是正是由它自身的历史及在中国佛教史、文化史上的真实贡献和地位、影响所决定的。因此，对于少林学的考察和研究必然离不开这些基本方面。下面大体按照历史的顺序进行说明。（一）少林寺的历史到底少林寺成立于何时？在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六〈佛陀传〉中明确地讲：“随帝南迁，定都伊洛，复设静院，敕以处之。而性爱幽栖，林谷是托，屡往嵩岳，高谢人世。有敕就少室山为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可见，少林寺是在北魏孝文帝从恒安（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之后特为佛陀禅师建的。北魏迁都洛阳的时间是在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然而从情理推测少林寺不可能在当年建造。然而在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中明确记载：二十年（按：太和二十年）……有西域沙门名跋陀（按：即佛陀），有道业，深为高祖（按：北魏孝文帝）所敬信。昭于少室山阴，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给衣供。可见，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从代郡（治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之后的第三年（太和二十年，496年），至今已近1510年。1995年少林寺曾举行过纪念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的法会和学术研讨会，大概是提前一年举行的。少林寺第一任寺主是佛陀。那么，佛陀是谁呢？《续高僧传》卷二十一〈慧光传〉记载：“会佛陀任少林寺主，勒那（按：勒那摩提）初译《十地》，至后合译。”这不仅明确地讲佛陀是第一任寺主，而且还说他曾参与翻译《十地经论》。据《续高僧传》卷一〈菩提流支传〉，佛陀扇多曾与勒那摩提、菩提流支合作翻译佛经；再据北魏宣武帝时侍中崔光为《十地经论》写的序，参与翻译《十地经论》的三位译者是勒那摩提、菩提留（流）支、伏（佛）陀扇多。据此可以确定，原来作为少林寺开山的佛陀就是著名翻译家北天竺僧佛陀扇多。少林寺在后世历经多次战乱，焚毁多次，后以经历多次修复。这在少林寺的一些碑文可以多少地了解一些。对此，今后可以专门进行考察，特别应注意少林寺的历来的规模、寺院布局样式及相关历史资料、人文传闻等。到底历来正式担任少林寺主或住持（住持名称起源于唐代禅宗百丈怀海建禅寺之后）者有些什么人？考察这个问题，并非容易，因为有些传说并不一定真实。这应作为今后少林学应当考察研究的问题之一。在少林寺历史上，应当确定什么是少林寺的大事，也应研究考察，然后加以确定。（二）少林寺与佛教禅学、律学、地论学少林寺与中国佛教的关系，应结合历史事业加以阐释。少林寺与中国佛教的禅学、律学及禅宗皆有关系。关于禅法下面传讲，这里仅简单地就少林寺与禅学、律学的关系进行说明。作为佛教三学之一的禅学，在佛教修持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汉译经典中有很多禅学经典，自古有不少精通禅学、禅修卓越的高僧。禅学有大小乘禅，小乘禅有“五门禅”，至于大乘禅，既有传统的念佛、观实相及诸宗提出的禅法，也有禅宗所阐释的禅法。唐代道宣在《续高僧传》“习禅篇”的“论”中将当时盛行的禅法归为二类，一是龙山云门寺僧稠提倡以四念年、十六特胜为代表的小乘禅法，一是以菩提达摩以“壁观”为代表的大乘禅法，所谓：“稠怀念处，清范可崇；摩法虚宗，玄旨幽赜。可崇则情事易显，幽赜则理性难通，所以物得其筌，初同披洗。至于心用壅滞，惟繁云之俦，差难述矣。”有趣的是这两种禅法皆与少林寺有密切关系。僧稠是佛陀禅师弟子道房的弟子，并且僧稠后曾回少林寺向佛陀讲述自己修禅的心得，得到佛陀的认可，称赞他是“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佛陀不仅是译经僧，而且精通禅法，他的弟子道房就以修禅著称，他收僧稠为弟子，原是接受佛陀的指示。僧稠常修的禅法是中国佛教承自印度的传统禅法，即使禅宗兴盛以后，也一直流行。至于菩提达摩的“壁观”、“理入”禅法，重视自性觉悟、心性转变，是禅宗世代相传禅法的基本内容。因此，少林寺在中国佛教禅学传承史也占有地位，应当进一步挖掘研究。至于律学，必然要提到魏齐之际的慧光（480－560）。他十二岁跟佛陀出家，此后重视并深研究律学也是遵从佛陀的教导。在南北朝时，戒律流行的情况是：江南通行有部《十诵律》，关中通行摩诃僧祇部《摩诃僧祇律》，河淮一带通行法藏部《四分律》。慧光曾从道覆学律，撰《四分律疏》十卷，又有其节选本四卷，还著有《羯磨戒本》等。弟子有道云，撰《四分律疏》九卷；道晖撰《四分律疏》七卷，是道云《律疏》的简编；洪理著《四分律钞》；法愿是隋朝著名的律师，著《四分律疏》十卷、《是非钞》二卷。可以说慧光及其弟子为《四分律》在中国的广泛流传打下了基础。此后经洪遵——道洪——智首，传著名律学高僧道宣（596－667），创立《四分律》南山律宗，创立了直到现在中国佛教依用的律学体系。佛陀扇多曾参与《十地经论》的翻译。后来此论成为北方学者研习的重要论书，由于对其中“心”、佛性及八识等义理的理解不同，分为两派：地论南道派和地论北道派。慧光曾师事佛陀扇多，又受学于勒那摩提，为地论南道派首领。上世纪从敦煌文献中发现不少涉及地论党派的资料，有的已收入《大正藏》卷八十五之中。听说日本学者对这些文献已开始作研究，今后中国学者也应当关心这方面的研究，将地论学派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三）少林寺与禅宗关于少林寺与禅宗的关系，笔者想从三个方面来讲。首先，被禅宗奉为初祖的菩提达摩曾长期在嵩洛一带游历和传法，也曾在少林寺面壁修禅（传说九年面壁坐禅），被人们称做“壁观婆罗门”。现存昙林撰写卷首的《二入四行论》（有略本和广本），是记述达摩及其追随者的禅法的语录体文献。菩提达摩重视四卷本《楞伽经》的传授，提倡心地法门，觉悟自性。后世禅僧甚至认为达摩时已经提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宗的宗旨。实际上，达摩当时不可能明确提出这种说法，然而从他的禅法主张分析，中国禅宗的心法源头可以说是从达摩开始的。因此，可以说少林寺是中国禅宗的重要祖庭。第二、在禅宗以慧能为代表的南宗兴起以前，禅宗北宗曾长期盛行于以东西两京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在这期间，少林寺是北宗的重要传法中心。“东山法门”弘忍的弟子老安（慧安）和法如，北宗领袖或代表人物神秀的弟子普寂及其侄坚意、元圭等人，皆曾在此传法或活动过。上世纪从敦煌文遗书中发现不少北宗文献，这为北宗研究提供很大方便。对此，希望在今后开展的少林学研究中，也应注意挖掘有关北宗的资料，加强对北宗的研究。第三，曹洞宗自唐代由洞山良价、曹山本寂创立以后，曾盛行一时，然而到曹山下二世时，已经不振，传到后世的曹洞宗实际是洞山弟子、曾被称做洞山“室中领袖”的道膺的法系。即使这一支，也长期不振，可谓“不断如缕”。宋代曹洞宗自曹洞下七世芙蓉道楷（1013－1118）以后逐渐振兴。他在法系在后世最有影响的有丹霞子淳与鹿门自觉两个法系。在丹霞弟子中，天童正觉（宏智正觉）、真歇清了最为有名。据现存资料，在金、元两代比较有影响的曹洞宗属于鹿门自觉的法系。鹿门自觉（？－1117）属曹洞下第传普照一辨，然后是大明宝——王山体。金末元初万松行秀师事的雪岩满禅师是王山体禅师的嗣法弟子，属于芙蓉道楷下第五世，行秀属于芙蓉下第六世。行秀的弟子福裕（1201－1275），号雪庭，在元初曾住持嵩山少林寺，因应请为忽必烈举行规模盛大的资戒法会，受到元朝廷的器重，奉诏北上在蒙古上都和林建北少林寺并任住持，自称“和林上都北少林寺嗣祖雪庭”。在元宪宗时担任“僧都”，主管佛教事务。在元初佛教与以全真道为首的道教之间进行的三次辩论中，福裕是前两次辩论的主要组织者和参加者之一。福裕的弟子很多，曹洞宗正是由少林福裕——嵩山文泰这一法系传到明清以后的。因此，少林寺是元代以后曹洞宗的重要祖庭。这在《少林寺志》等书中所载的碑铭中也可以看到。例如，明代袁了凡所写《幻休润宗碑记》说：“今天下举宗者，往往推少林；而少林所宗者，盖曹洞派也。”幻休常润是明代曹洞宗的禅师，嗣法于少林寺大章禅师。董其昌所撰《道公碑铭》说少林寺“得称祖庭”，高僧尊宿“得称宗师”，为什么呢？碑文说：“少林之于曹洞，犹鲁之秉周礼也。”可以证明在明代，少林寺是曹洞宗的重要祖庭。因为曹洞中兴之祖福裕曾住持少林寺，他的法系一直传到现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直到现在少林寺也仍然是曹洞宗的祖庭。现存《少林寺开山光宗正法大禅师裕公之碑》值得进一步研究，另据说少林寺现有福裕的语录，也应早日校刊予以发表，供更多的人进行研究。此外，建议进一步对少林寺所存碑文的研究；对顾炎武《日知录》及其他图书中提到的“僧兵”、明代抗倭斗争中的“僧兵”也应如实地进行分析研究，到底平时在少林寺有无僧兵这种武装组织形式？僧兵与武僧、习武之僧有无区别？……最后，建议在少林寺塑造菩提达摩、福裕的铜像，并在旁边撰写他们事迹的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