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大军南侵，兵戈连日，烽火遍地，中都的官吏士绅纷纷南迁避难。中岳嵩洛，暂成安然的一隅。贞祜至金亡的二十年间，在嵩洛汇集了一大批顶尖级的社会精英。这些士人同病同忧，一是为避战乱，背井离乡，家道中衰；二是身为金臣，但政局腐败，报国无门，三是有人投了蒙古，有人未投蒙古，贤佞如何评判，令人困惑。这时候，“湛然居士”耶律楚材，以金臣投奔成吉思汗，被称为“吾图撒合里”（美髯公）；万松也由金章宗的宾客变成了窝阔台的宾客，儒家的“忠”不但不能谈，避之亦惟恐不及。于此背景下，万松公开阐扬了他的禅法精髓——“显诀”。这“显诀”是：“其法，忘死生，外身世，毁誉不能动，哀乐不能入。”他还说：“湛然居士得此显诀，大会其心，精究入神，尽得其道。世人皆说佛法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国。证之于湛然，正心、修身、家富、国治之明显效果，我的显诀不比《大学》差！”湛然居士用这个“显诀”敬告他的朋友们，但都不体会，惟有屏山（李纯甫）、闲闲（赵秉文）二居士心照神会。“闲闲居士”赵秉文(1158-1232)，良臣大儒，著作等身，“自幼及老未尝-H废书”，时人称为“斯文盟主”。“屏山居士”李纯甫，一代奇才。当时学者雷渊(字希颜，1186-1231)认为，李的学说前无古人，卓然自见，不苟同于众人，甚至主张立他为“亚圣”。怀才不遇的李纯甫归心于万松，游戏禅儒。万松的“显诀”后来发展成了所谓“孔门禅”，关健人物正是赵秉文、李纯甫等士大夫们，还有当时少林寺的住持性英。“孔门禅”实为时代思惟之产物。当此国破家亡，人心动荡之时代，传统的儒家道德思想和理论受到了挑战。士大夫们就从“外佛内儒”，转而为外儒而内佛的形态了。李纯甫为少林寺写了一篇《重修面壁庵记》（1220年作，1222年刻石立碑），“孔门禅”的精髓可从此中寻觅。《重修面壁庵记》首段自叙学儒书经历，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学至于佛，则无可学者，乃知佛即圣人，圣人非佛；西方有中国之书，中国无西方之书也。第二段指出学士、大夫们畏佛典之高深，顶之而不观，目之而不解，却一味攻击佛法为“怪咏”，为“邪淫”；另一方面，佛教各派又各执所见，使佛教大意扫地。只有禅宗的教外别传，似雅乐，如甲第，历代师承剧谈高论，径造佛心。第三段例举历代高僧、高士们应用禅法精华的专著。第四段指出那些历代高僧、高士们应用禅法精华的阐说才使得“圣人之道”不堕于寂灭，不死于虚无，不缚于形器，即使是狂夫愚妇也可以“立悟”；道冠儒履也能为之解脱。洋洋洒洒的文章也不过是“游戏三昧”！

李纯甫大胆向传统提出挑战，敢言人所未言。《重修面壁庵记》一出，诸儒大哗，群起攻之，斥为异端。这景象正如元好问送给李纯甫的挽幢：“世法拘人虱处褌，忽惊龙跃九天门。”意思是传统束缚下的人就像裤子里的虱子，李纯甫则一跃而出藩篱，使他们惊惶失措。面对“腐庸呆儒”的攻击，李纯甫写了《新修雪庭西舍记》，说是唯有老庄之言奥妙，而佛教之理精微，老庄也不可与佛相比拟，最后还说：“噫嘻！孔、老复生，不废吾言矣!”李纯甫的著述还有《楞严外解》、《金刚经别解》及《鸣道集解》等等，说佛陀、老子、孔子三圣人“理性之学要，终归指佛祖而已”。“孔门禅”的另一位思想领袖，少林寺住持性英，字粹中，号木庵，生卒不详。他弱冠作举子，后受到博州（今山东省聊城）高仲常的影响，出家为僧，跟从万松老人。贞祐初（1213年）他南渡黄河，居洛西子盖山。时人把他看做是一位“诗僧”。他与三乡（今宜阳县三乡镇）人辛愿、赵宜之、刘景玄，还有1216年南下的元好问，常常聚在一起讨论诗词文章而成为好友。据说，他们都有“一条生铁脊，两片点钢唇”。北方文坛一代宗师元好问，是性英四十多年的好友。元好问有诗云：“不见木庵师，胸中满尘泥。西窗一握手，大笑倾冠巾。“感情之真挚，可以想见。性英出世后，在龙门西山宝应寺做住持多年。这宝应寺是埋葬唐代禅宗南宗七祖神会大师(684-758)的地方，寺址今为粮库。从1224年至金亡（1234年）前后，性英为少林寺住持十年左右。金哀宗时，赵秉文奉命祠太室山（中岳主峰），过少林寺而会见性英。当时性英倦于送往迎来，思欲退席，赵秉文就作书挽留，书中称赞他“书如东晋名流，诗有晚唐风骨”。性英后北上大都（今北京），在仰山栖隐寺住持五六年。据记载，1259年时他还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