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寺僧众夺下轘州城、擒拿王世充之侄王仁则，投奔秦王李世民之后，李世民不但派人送来了慰问信，还赐给少林寺田地四十顷，水碾一具，以示鼓励，也就是说把柏谷屯的土地叉还给了少林寺。可是到了武德五年（622年），因为少林寺属伪“郑王”王世充的地盘，依照朝廷的命令，被勒令废掉，僧徒一律还俗，各从徭役。少林寺僧众因为有攻取轘州城的功劳，对这命令不服，上表申诉。到了武德七年（624年）七月，朝廷特旨允许少林寺恢复活动。到八年二月十五日，又退还r没收的四十顷土地及水碾。公文下到洛州已是二月廿二日了。这件公文叫《陕东道大行台、尚书省牒文》，刻在石碑上，保存至今，是现存最早的牒文实例。但是，到了武德九年（626年），在办理土地文件时，由于都维那惠义不懂得“赐田”与“口分田”的区别，把四十顷土地填成“口分田”，引来了麻烦。所谓“口分田”，依《大唐六典》的规定，是指每位僧人或道士均可分到三十亩田地。少林僧众再次上诉，要求把四十顷土地更正为“赐田”。官府随即展开了调查。僧彦等人反映，攻取轘州城的时候，知情者除了寺僧外，还有伪辍州司马赵孝宰、伪罗川县令刘翁重、李昌运、王少逸等人。因为有功，赵孝宰被授以“上开府”、李昌运被授以“仪同”。少林寺僧昙宗功劳最大，被授以“大将军”。其他立功寺僧也被授以官职。但寺僧等人只愿出家行道礼拜，仰报国恩而不取官位。官方在经过长达六年的调查之后，终于在贞观六年（632年）六月廿九日决定“准敕从实改正”。土地是寺院的经济命脉。皇家敕赐田庄，除土地之外，还包括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这些耕种者又分为“良口”及“贱口”两个等级。各种佣工、匠人，泛称“施力供给”，属于名列官籍的“良口”。而各种依附人户，是名列寺籍的“贱口”，他们在《唐律》中称做“寺部曲”，是“农奴”身份。寺院称他们为“家人”、“净人”。唐代寺院财产实行法缘传承制，以寺庄为主体的常住财产，都是僧伽的共同财产，寺院三纲共同负责管理。有的寺庄距寺较远，便由三纲委派“直岁僧”去管理。例如长安慈恩寺僧玄辩，永昌年间(689年)就曾“充同州庄直岁”。依《唐会要》，开元十年（722年）唐朝政府规定：一百人以上的寺院，土地不得超过七顷；五十人以下，不得超过五顷。多余的土地，“一切官收”，分配给贫下欠田之人。初唐的少林寺，估计有一百多人。曾获“赐田”四十顷，又应分得“口分田”三十顷，可以算得上很富足了。印度的佛教戒律，是禁止僧侣劳作的，僧侣只有乞食，接受供养。但在中国，禁僧作务的戒律却不能真正实行。唐代中叶以后，禅宗南宗各系开辟山林，创造了“农禅合一”的僧伽经济形态，又称“丛林”或“禅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在黄梅，就提倡禅农并重、“坐作双修”。而马祖道-(709-788)更是大力提倡“农禅合一”。他修禅弘教六十余年，所到之处广置禅林，足迹遍及今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各地，亲置禅林近二十处。禅僧也开始“作务”、“铲草”、“取莱”、“牧牛”、“牵车”等各项劳动。禅寺还实行“普请法”，即寺中僧人“上下均力”、“集众作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