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山地区，儒学的主要传播场所是嵩阳书院。嵩阳书院面临双溪河，背依峻极峰，山峦环拱，环境清幽，历来是传道讲学的好地方。五代后唐清泰年间（934—936），进士庞式和南唐学者舒元、道士杨讷等人，就在嵩阳观（嵩阳书院的前身）聚徒讲学。后周显德二年（955年），世宗柴荣将嵩阳观改名太乙书院，聚集文人，专事学问，学者郑遨、种放等人在此广授学徒。名生吕蒙正、赵安仁、钱若水、陈尧佐、滕子京等皆出于此。这是嵩阳书院办学之始。历经唐末、五代数十年战乱之后，人民渴望安定，儒者到此立论讲学。更重要的是，取得统治地位的赵宋王朝，顺应时势，采取诸多手段，加强文治。尊崇儒术，重整书院，重视思想教化，便是其实施文治的重要措施。宋至道元年（995年）太宗赵匡义颁赐儒家九部经典，是赵宋王朝对书院教学的肯定，亦是明确规定书院教育内容是儒家经典。宋至道三年（997年），太乙书院改名太室书院，并御书“太室书院”匾额。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真宗赵恒，又向太室书院御赐经、子、史诸书，并设置学官，加强书院领导。宋景祐二年（1035年），仁宗赵祯敕令重修书院，改太室书院为嵩阳书院，并亲书“嵩阳书院”匾额，同时赐学田100亩。宋宝元元年（1038年），再赐书院学田1000亩，以供书院师生经费。在宋初三代皇帝的支持下，嵩阳书院步入兴盛时期。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年），程颢、程颐、司马光、范仲淹等人先后到嵩阳书院讲学，程颢还亲自为嵩阳书院制定学制、教养等规条，吸引了全国各地许多仁人、志士前来就读。学生常达数百人，而且学生后来多有政绩、文绩。知名的学者如范纯仁、杨时、邵伯温等百余人。尤其是在王安石变法革新之际，朝中政见严重分歧，距离嵩阳书院东仅一公里之内的崇福宫，成为反对变法者被贬居、赋闲之地。先后被贬的重臣、学问家有范仲淹、司马光、程王向、程颢、程颐、韩维、李纲等25人之多。这一批不得志的文人，在此游山玩水、高谈阔论的同时，大量的时间是到嵩阳书院讲学。于是嵩阳书院声名大振，天下四方求学者接踵而至。嵩阳书院成为宋代影响最大的儒学胜地。程颢、程颐、范仲淹、司马光等在嵩阳书院，主要宣讲《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篇，通过四书达于六经，学术思想与孔孟之道一脉相承，集孔孟学说之大成，并又有新的发展。二程学说的核心是“理”或“天理”，理是一切事物的最高遵循原则。二程说：“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更有怎生说得存亡加减？”（《二程遗书》卷二）。又说：“天下物皆可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二程遗书》卷十八）。还说：“万物皆备于我，不独人尔，万物皆然，都自这里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能推之，能推之几时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几时减得一分？百理俱在，平铺放着。几时道尧尽君道，添得君道？舜尽子道，添得子道？原来依旧。”（《二程遗书》卷十八）。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二程的“理”有四个特定意思。一、理是天下万物要遵循而不可违抗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永恒存在的。二、理是自然的最高原则，也是社会最高原则。它包括物的理，又包括封建社会的孝、悌、忠、信，君道、子道都是理规定了的。三、理早已“客观”地先于物存在着，人和物“都自这里出去”。只是物不能主动体现它（物不能推），人能主动体现它（人能推）。不论是否通过具体的人和物的体现，万物之理早已先于万物而存在了。四、一物有一物的理，一物之理又是万物之理。所以才说“万物皆于备我”。由此可知，二程所说“理”或“天理”，是至高无上的原则，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准绳，也就是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是不能触犯的。人们只能立于本命，任人摆布。所以程颢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理。”（《二程遗书》卷五）。程颐认为，只有去掉人欲，才能符合天地之间，他说：“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只有做到“无人欲即皆天理。”（《二程遗书》卷十五）。因此他宣扬“禁欲”，进而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封建道德说教。二程的学说，称为“唯心理”、“洛派理学”。二程理学，从本质和主流看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们的许多论著中，也有唯物论、辩证法的因素。二程理学后来被朱熹所继承，而且又有发展，通称“程朱理学”。二程与濂溪的周敦颐，关中的张载和闽中的朱熹，称为宋代唯心论理学的“濂、洛、关、闽”四大儒学派系，他们的代表人物，称为儒学界的“北宋五子”。二程在嵩阳书院讲学时，各地来求学者，多达百余人。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平易近人，讲论通俗易懂，宣道劝义循循善诱，学生们虚来实去，皆获教益，而且后来多有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