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山是石头与人文景观的融合。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的当家人埃德的一句话。这句话概括了有几十亿年历史的嵩山的特征，这句话是“硬道理”，嵩山被确认为世界地质公园，这句话也就成了经典。石头是嵩山的生命，石刻之碑，是嵩山流逝不去的岁月印证。

石头与人文景观融合的中岳嵩山，雄踞中原，群峰耸立，如巨龙横卧。自黄帝来此“与神仙会”，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学士、墨客骚人、高僧名道，来这里封禅祭山，著书讲学、吟诗题铭，多不胜收。令人叹为观止。

万千石刻、石雕，是流逝不去的岁月沧桑“拷贝”留存下来的。千万人在千万年中，或沉思、或激情、或附会、或借题发挥、或旁征博引，或由心而发，或媚上献主，题额、题铭、记事、写史、赋诗、作画，虔诚拜山，歌已功德，悲情往事，一时风流……

嵩山石刻，林林总总，蔚然大观。这些石刻可分为碑碣、造像、石幢、石厥、牌坊、墓志、塔铭、石雕及摩崖题等九大类。在这九大类石刻中，以碑刻居多，达2000多品。蔚然壮观的石刻艺术，是嵩山石文化的浓缩，是历史烟云、沧桑岁月的恒久印证，也是嵩山独特的魅力所在。

嵩山天下奥，走近嵩山首先看到的是依山就势而凿之的摩崖题记。这类依山壁而凿的文字，千万年来是嵩山独具魅力的景观。在石淙河，你可看到唐、宋、清代在河岸崖上的刻记，最为壮观的是唐代武则天石淙河“夏日游石淙诗并序”。这是武则天10次登嵩山封中岳大告成功之后，与群臣“石淙会饮”即兴之作。她与其子李显、李旦、侄武三思，以及宠臣狄仁杰，“面首”张易之、张宗昌，以及李峤、苏味道、姚之崇、沈佺期等十多位所题诗之刻石。武则天亲赋七言诗一首以赞石淙河风光。十多位从臣诗由张易之作序，张虽文采飞扬，但后人厌恶他是武“面首”，故将张序凿掉了。另外，宋代文人游石淙河也在崖上留有刻石。唐宋刻石已成石淙河一景观，游人至此，领略石淙河风光，听传说故事观摩崖石刻，亦是一种精神享受。也有扫兴之处，那便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三国演义》剧组在石淙河拍电视，临走留下“博望坡”三字，附庸风雅。

还有两处摩崖石刻，也令人一饱眼福。一处是明人在达摩洞外刻的“面壁洞天”，另一处是清人景日昣刻于嵩山步道两侧的“福”、“景”刻书。这两处石刻大气磅礴，庄重森然。

塔铭、墓志这类陵墓石刻，虽非嵩山所独有，但与其它四岳泰山、华山、衡山、恒山相较，它又有两大特色：一是除地下石棺、石椁、石函之外，墓前的辟邪、镇墓兽以及石人、石马、石羊、石狮、华表等群雕，展示出嵩山特有的石文化状貌。自古至今，登封人善做石头工艺，现在你去登封，过新密市之后，道路两旁堆放有石兽、石碑等映入眼帘，匠人凿石之锤声，声声入耳。其二是少林寺独有的330座灵塔的塔林。塔林中的灵塔，最早建于唐代。灵塔塔铭，有两处，一处镶嵌在背面，曰塔志；一处在塔的正面镶嵌额铭。额铭简，塔志繁。其中有一日僧灵塔曰“照公和尚塔铭”，系1339年刻。1973年此铭在日本东京展出时，郭沫若题诗曰：“邵元撰写照公塔，仿佛唐僧留印年。花开花落沤起灭，何缘哀痛着陈言？”

塔铭、墓志类陵墓石刻，基本属于“僧民两用”，这反映出登封地区独特的丧葬文化。

在嵩山汪洋大海似的石刻文化中，还有一类属于宗教石刻。比如立于寺庙、庵观、殿宇、石窟中的造像、石幢等。这类石刻，伴随着宗教的兴起和发展而大行其道。“三教荟萃”在嵩山，佛、道、儒三教各有各自石刻造像流传。佛教的释迦牟尼石像，以及幢刻“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造像，在少林寺、法王寺、会善寺等最为多见，而道家之老祖李耳，则在庙宇里端坐；儒家之宗师孔子则在书院。安阳洞中的刻石造像则是释迦牟尼、孔子、老子三人“合影”，这三位不仅道义相融，形象也刻于一块石上。真正的“三教荟萃”了。经幢，是宗教石刻一种，分八棱、六棱、四棱等形式，上有盖，中有身、下有座，幢顶一般为攒尖形，托有宝珠。经幢，多立于寺院佛像前。其幢上的刻文多为佛家记事。少林寺、法王寺、中岳庙等多处佛道之地，都有石幢刻经，内容则各有所述。

还有一类民间石刻，这类石刻无缘佛事、道规、儒家之范。但石刻中的石雕狮之类却又多立于寺院、庙宇、道观之大门两侧。如立于少林寺山门两侧的石狮，呈蹲伏状，均高174厘米，围178厘米，项毛螺卷下垂，胸腔前突，鼓目斜视，威风凛凛。中岳庙有石狮12对。蹲立在天中阁前的一对大石狮比少林寺山门前石狮大得多，石狮张牙耸毛、足踩绣球，勇猛调皮。其它10多对立于庙内各处，各司其职守门护殿。

如果说摩崖石刻保存的是帝王、名人的激情手迹，而我们常常迷恋的却是他们背后的故事，陵墓塔墓石刻则让我们沉浸在久远的年代，想到那些有身份地位僧侣们的道德品格。塔铭志书写艺术、雕刻精美，而民间石雕狮子与人物，无论它摆放在哪里，它给人的惊叹是石文化的具象美，形神毕肖的、活泼鲜活的生命的魅力；尽管岁月沧桑，有些石雕面目残缺，但它所透出的时代韵致，是任何石刻作品无法替代的。如中岳庙门的翁仲石雕，它告诉人们的是大汉时代的“深沉雄大”。这是鲁迅说的。“深沉雄大”也只有汉代所具有。

嵩山的石阙、石坊大都是宫苑石刻。这类石刻还包括宫殿御铭、陛石、寺庙照壁、龙雕等。石坊为仿木结构的石刻，达摩洞前石坊、少林寺山门前两侧石坊，以及上世纪90年代底整修少林寺周边环境时通往少林寺的巨大石坊等。石坊的两枋及额枋上均有题额和对联，其书法和雕技都是上乘艺术作品。

石阙石刻是浮雕作品。汉代石阙，多用于城阙、宫阙、墓阙、庙阙。阙即大门之意。汉代石阙，全国现存28处，嵩山占3处，即通常所说嵩山的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之“汉三阙”。这三座阙均为庙阙。“汉三阙”由正阙和副阙组成。四壁均有画像，三阙总计200余幅。三阙中的太室阙，左、右两阙间距675厘米，宽213厘米。阙文额“中岳太室阳城神道阙”为阴刻篆书。

中国的寺庙、观庵、陵墓以及园林中的亭台楼阁以石敕碑是一种文化传统。大小高低石碑上刻文字或叙事，或描写景物，或颂赞主人功德之铭文，不仅使寺院、庙堂、墓地有了灵魂，也使观者进入一段历史生活，有了情感上的冲动，或者是思索与遐想，倘若这碑文出自大家名人手笔，又多了一份对书法艺术的欣赏。说石碑是艺术品当不为过。

嵩山的碑刻，计有2000余品，是名山中岳石文化的最为突出的特色。数量多，分布广泛，或竖于寺庙，或镶嵌于檐廊，或刻凿于山巅，或摩刻于洞崖。其碑刻内容又可分为历史事件、寺庙塔院观等建筑修复纪事、宗教典章制度、僧道人物传记，更多的是反映社会生活、民俗风情、神话传说、农民起义、帝王封敕、书家诗人铭文等。这些碑刻在我国古代石刻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史料地位，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很有价值的宝贵财富。

碑的形成最早出现在汉代。从西安碑林中的碑记中可以看到，于右任所藏碑石也有石碑拓片见证。石碑在汉代初用于墓地，碑上刻有主人姓名及简约事迹及立碑姓名。这种为死者立碑的风俗外国也较普通，比如名人、伟人有墓志铭等，今人即便是火化之后的掩埋骨灰处、仅一米见方的地儿也要立碑以纪念。

魏晋南北朝时，石碑不仅用于墓地，寺院、庙宇也开始立碑以记事。比如北魏太延年间（435年～440年）立于中岳庙峻极门前东侧的“中岳嵩高灵庙之碑”。

嵩山碑刻突出的是唐、宋两个时期。唐碑凿刻匠意精到，雕饰十分华丽，而成后世典范。如“太宗文皇帝御书碑”、“大周封祀坛碑序”，竖立于嵩阳书院门外的“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等。碑石质细腻、雕刻精美。两通唐皇碑的碑文系唐玄宗李隆基、书法名家裴凗、徐浩、李林甫所书，其书法遒劲、姿势横生，是国内所罕见。宋碑，多见于中岳庙、少林寺的院落中。如竖立于中岳庙门的“大宋新修嵩岳中天王庙碑铭”，中岳庙东中华门内的汉代“大宋中岳中天崇圣帝庙碑铭并序”，少林寺碑廊中“少室三十六峰赋”碑，宋代书法大家苏东坡的“观音像赞”，米芾草书的“第一山”，黄庭坚的“达摩颂碑”，蔡京的“面壁之塔”刻石等。四大书家，书法各见功力，用笔者有骨力，非一般文人所能为。

嵩山碑刻到了明、清已成蔚然壮观之势，且撰文多出自名家之手。如明代大画家董其昌、大音乐家朱载堉以及叶荣敬、郑大原、李思孝等，清代则是康熙、乾隆、刘墉等。乾隆曾夜宿少林寺方丈室，他为少林寺题书八句五言诗碑：“明日瞻中岳，今宵宿少林。心依六禅静，寺据万山深。树古风留籁，地灵夕作阴。应教半崖雨，发我夜窗吟。”风流乾隆，诗文也风流。

嵩山碑刻，虽为冰冷之石，却蕴涵着热情丰富的情感，嵩山碑刻，虽不能言，却传递着千百年来繁杂的信息，嵩山碑刻，虽为静止之物，却扮演着生动多变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