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金 元 明嵩山佛教
来源：登封市人民政府 时间：2012-11-12 11:03:00
一、曹洞宗始传嵩山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李炎根据当时的国情，发动了毁佛灭法运动。嵩山佛教，包括神秀、普寂北宗法系和慧能、净藏南宗法系，都遭到毁灭性打击。又经过五代十国，长达50多年的社会大动乱，嵩山佛教更是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然而，恰在这个时候，慧能禅法在我国南方大大发展了，而且逐渐开始北传。慧能法裔，南岳一系，分出沩仰、临济二宗。青原行思一系，分出云门、法眼、曹洞三宗。合称南禅五家。宋末金初，临济、曹洞、云门先后入传嵩山，取代了原来嵩山佛教势力。此后，中国内地佛教便有“临（济）天下，曹（洞）一角”之势。然而嵩山佛寺的大多数则为曹洞宗所占据。曹洞宗的开创者良价和本寂，是禅宗六祖慧能门下第六代、第七代传人。唐朝末年，良价和本寂，先后在江西省高安县洞山和吉水县曹山，举扬一家宗风，故名曹洞正宗。洞山良价在传授禅法中，根据众生善根之强弱，借用《周易》之卦爻，创设“五位君臣”法旨。曹山本寂在忠于良价法席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对五位君臣禅法阐述的更加具体，说：“人观万象，如面临宝镜，镜内影子是镜外形貌的显现，即所谓渠（影）是汝（形）。”就是说，由事相上能显现出理体境界。曹洞禅法下传道莹，警玄后法脉不明。后由舒州投子山义青禅师“续其断弦”。再有投子山义青禅师的嫡传弟子大洪山报恩禅师，于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首次把曹洞宗入传嵩山。大洪报恩禅师（1058—1111年），河南浚县人，俗姓刘。家“世皆硕儒”，“幼举方略，擢为上第。”后做官到湖北随州。因“厌恶世俗，请求出家，得准可后礼义青禅师为师，不久即悟心要。义青禅师看他才思敏捷，便当面指教说:“汝是佛门后世英子，除参学大德，更应自获法门。”后来报恩禅师“遍参名宿，皆蒙印可。”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受丞相韩公缜之请，开法于西京少林寺。” 报恩禅师一到少林寺，便“改律为禅，上堂说法。”少林寺僧问：“三玄三要即不问，五位君臣事如何？”报恩禅师详尽的作了讲解。同时，报恩禅师还同无尽居士、丞相张商英，以书信来往，研讨儒、释、道三教大要。用他以佛为主的观点，把儒、道、释三教的关系，概括为“三教一心，同途异辙。” 报恩禅师融合儒、道、释三教知识，借助北宋权贵们的支持，在嵩山传法数年，影响很大。二、万松行秀和嵩山佛教宋朝末年，曹洞宗传入嵩山不久，因为改朝换代，政局动乱，加之嵩山曹洞宗本身没有杰出宗师，数传之后法脉不明。到金末元初，我国北方曹洞禅法大宗师万松行秀和他的法、俗弟子们以嵩山为基地，为大元帝国的建立与巩固起了特殊作用，在元朝帝室的大力支持下，才使得曹洞禅法在嵩山弘扬光大。万松行秀大禅师，金大定六年（1166年）生。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到邢州净土寺落发出家，法名行秀。后来遍参诸处，在太原大明寺参雪岩满禅师，受具足戒，遂得印可，付以法偈。继而到金中都（今北京）住持万寿寺。金章宗敬仰他的道行，请他进宫说法，并命其住持仰山栖隐寺，后来又移住报恩寺和洪济寺。金正大七年（1230年）再次住持万寿寺。道化很盛。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圆寂，世寿81岁。他的禅学思想是融禅宗五家为一，“得曹洞之血脉，具云门之善巧，备临济之机锋。”“会沩仰、法眼之坑炉。”兼融儒学、道家思想，而且用这样的新型曹洞禅法来治（育）人之心，使人“忘生死，外身世，因缘时会以治国家”。同时，又要求弟子们处处以儒家道德规范自己，“视师以孝，爱人以德，尊帝以礼。”使曹洞禅法更加世俗化。万松行秀一生度弟子数以千计，得其法要者128人。俗（皈依）弟子中，著名的有屏山居士李纯甫（金末进士，终生不得志，晚年皈依万松行秀），湛然居士耶律楚材（金朝左右员外郎，金亡后皈依万松行秀。不久，受成吉思汗之召，护驾西征。元太宗时官至中书令。）闲闲公赵秉文等。法弟子中，著名的有：东林志隆，林泉丛伦，千松得明，乳峰德仁，静照复安和雪庭福裕。万松行秀曾通过湛然居士、耶律楚材向元太祖成吉思汗建议：“欲治其国，先正其心。未有心正而天下不治者。”而“治心唯有佛。”即“以佛治心，以儒治国。”这条治国之策为元初诸帝所采纳。后来，元朝诸帝在进行灭金绝宋战争的同时，又采取了许多文治措施，派万松行秀门人到地处中原的嵩山弘扬佛法，就是许多文治措施中的一个。金兴定四年（1220年），万松行秀的法嗣东林志隆，第一个到嵩山住持少林寺，而且又有屏山居士李纯甫、闲闲公赵秉文等隐居嵩山，就具有弘法、立国双重使命，只是对后者不予公开承认罢了。元初，还有万松行秀的三位法嗣，即乳峰德仁、静照复安、雪庭福裕相继到嵩山住少林寺和法王寺，同样有其特殊历史使命。这就是曹洞宗在嵩山弘扬700多年的时代背景。三、屏山居士和嵩山儒禅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融会周易经学、孔孟儒学和老庄玄学等，逐渐形成独具中国特点的汉传佛教，于是佛教文化成为中国古老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嵩山少林寺是禅宗祖庭，佛道儒三教圆融特色犹为明显。北魏孝昌年间（525—527年），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硕儒世家而又兼融玄学的神光，到少林寺师事达摩。开始，达摩嫌弃神光，而神光为得到禅法旨要断其左臂，意在与外道断缘，遂得慧可法号，为禅宗二祖。但实际上他形（体）断意（识）存，尽发老庄言外不传之妙，把源于天竺如来禅法，发展成为中国祖师达摩禅法。自北魏孝昌三年（527年）至金章宗年间（1190—1208年）的600多年间，历代禅宗大师多是沿着这条“言外别传”路子走过来的。金代末年，禅法大师万松行秀从佛门到儒门，融会佛、道、儒三教思想，形成了释、儒、道兼融的新型禅学。他言于表，行于实。金泰和元年（1201年），他刚应金章宗之诏，去住持燕京仰峤寺，恰在这时候，得到其师雪岩满禅师去世的消息，便不辞圣驾千里奔丧。后来他又常劝其皈依弟子耶律楚材“以佛治心，以儒治国。”果然，到元太宗窝阔台在位时，耶律楚材被委任为中书令（宰相），其政治抱负得以实现。为促进大元王朝接受汉族典章，保护中原封建经济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作出了卓越贡献。万松行秀自称其法是：“忘死生，外身世，毁誉不能动，哀乐不能入，因缘时会以治国家。”他把自己的禅法学说“显诀”比之为孔门《大学》，公开承认其法是禅门儒学。万松行秀门下弟子数以千计，而且多是释儒兼备，其中最突出的要算是屏山居士李纯甫。屏山居士李纯甫，字之纯。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年）出生在弘州襄阴。金哀宗正大八年（1231年），死于金南都汴京，年仅47岁。他幼年“颖悟异常，初业词赋，及读左氏春秋，大爱之，遂为经义学，擢为承安三年经义进士”。当时他年仅20岁。金章宗南征，他两次上疏测其胜负，多如其所料。后来蒙古起兵，他又以小官身份上万言书，引史证加以劝阻，遭到排挤和打击。归隐后，热心于佛，日与禅僧士子交游。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皈依万松行秀参修禅法。撰写《鸣道集说》，批评宋朝的一些儒士的排佛言论，主张佛道儒三教圆融。又撰《楞严经解》，《金刚经解》，《西方父教》诸文，主张“会三教圣人理性蕴奥之妙要，终指归佛祖……”。他的这种主张，遭到了当时诸儒的嘲笑和攻击。为答辩儒生们的攻击，金兴定四年（1220年），屏山应嵩山少林寺主东林志隆之请，作《重修面壁庵记》，称：“屏山居士，儒家子也。始知读书学赋以嗣家门，学大义以业科举，又能学诗以道意，学议论以见志，学古文以得虚名。颇喜史学，求经济之术，深爱经学，穷理性之说，偶于玄学，似有所得。遂于佛学，亦有所入。学至于佛，则无可学者，及知佛即圣人，圣人非佛。西方有中国之书，中国无西方之书也。吾佛大慈，皆如实语。发精微之义于明白处，索玄妙之理于委曲中。学士大夫犹畏其高而疑其深，诬为怪诞，诟为邪淫。惜哉！龙宫海藏，琅函贝叶，无虑数千万言，顶之而不观，目之而不解。且数百年，老师宿德，又各执其所见，裂于宗乘，汨于义疏，吾佛之意扫地矣，悲夫！”进而深入此文本意。曰：“梁普通中，有菩提达摩大士，自西方来，孤唱教外别传之旨，岂吾佛教外复有所传乎，持不泥于名相耳，真传教者，非别传也。如有雅乐，非本色则不成宫商。如有甲第，非主人则不知庭户。自师之至，其子孙遍天下，多魁闳磊落之士。硕大光明，表表可纪，剧谈高论，经造佛心。渐于义学沙门，颇及学士大夫。潜符密契，不可胜数。其著而成书者。”他在例举僧人澄观、宗密、居士张商英（号无尽），儒学大士苏辙，王安石父子，程伊川兄弟、吕祖谦、张九成等，著述立论史实之后，指出：“使圣人之道，不坠于寂灭，不死于虚无，不缚于形器，相为表里，如符券然。虽狂夫愚妇，可以立悟于便旋顾盼之顷，如分余灯，以烛冥室，顾不怪哉！道冠儒履，皆有大解脱门，翰墨文章，亦为游戏三昧。此师之力也！新学晚生，愧无以报。”文章一出，又引起当时儒生们的哗攻，于是屏山居士又于兴定六年（1222年），续作《新修雪庭西舍记》，以卓然有所自见，学术不能苟同于众的原则立场，回答诸儒攻击。他说：“昔达摩大士面壁九年。神光宿业儒术，且尚玄学，遂见祖师于此地，立雪断臂，方得西来意。尽发孔老言外不传之妙，大显于世。士大夫有疑之者，仆作《面壁庵记》已辨之矣。此记既出，诸儒有哗而攻仆者曰：‘观、密二师固学佛者，李翱、王介甫、吕惠卿、苏子由、张天觉亦佞佛之徒耳。如伊川、东莱、无诟诸先生，其视佛老如仇雠。然子以为得佛之道，不变诞乎！’仆笑应之曰：诸先生尚在，所谓阳挤而阴助者多矣，真得祖师扫荡之意。学者疑其云：是对痴儿不得说梦也！如致堂先生胡寅，在伊川门下排佛之尤者，著《崇正辨》70余篇，诟骂靳笑无所不至。虽然止骂像季以来破戒僧耳。近得其所著《读史管见》，其言历诋诸儒，谓荀况正而失之驳，董仲舒粹而失之泥，杨雄潜而失之软，王通懿而失之陋，韩愈达而失之浅。由秦汉至五代一千三百年，无知道者。至于断论操舟之工，雕刻刺锈之巧，累丸升竿之其精也。疑于不可思度，况人之所以为有大于此者乎？老氏知之故，有真以治真土、苴为人之说。佛氏知之故，有不立文字，指心见性之传。”又曰：“老庄之言，奥窈宏达，非荀、杨诸子所能及。”又曰：“深读佛书，其庭户未易知，其奥未易穷，其辨未易折，其精极之地未易到，芑老庄所得拟哉！其说如此，学者当熟思而详考之。吁！陈无已谓，儒者不得其传。固得罪于儒者。仆谓儒者亦得其传，亦得罪于儒者，然则，儒者果得其传乎？果不得其传乎！得与不得，相去几何？呜乎！噫嘻！孔老复生不废吾言矣。”屏山从孔门到禅门，把孔孟之说纳入空门禅学，其影响之大、之深前无古人。其挚友大诗人元好问诗论之曰：“谈尘风流二十年，空门名理孔门禅。诸儒久已同坚白，博士真堪礼太元。孔况小庇良来寒，庄周阴助恐当然。遗编自有名山在，第一诸孤莫浪传。”四、雪庭福裕少林寺光宗正法金朝灭亡，南宋仍然存在，元太宗窝阔台为了完成国家统一和统一以后的政权巩固，采取了许多武攻文治措施。金端平三年（1236年），钦命万松行秀的高足弟子“曹洞正宗兴教大禅师”乳峰德仁住持嵩山少林寺，但他“为人严冷，不矜名誉，不贪渎货赂，不趋炎附势，不以艰苦所得佛祖正法眼藏而妄为传授”。因而，南宋淳祐三年（1243年），又钦命万松行秀的另一位法嗣，“曹洞正宗方圆静照复庵大禅师”住持嵩山法王寺、少林寺。但他仍兴教有方，参政不力。于是，忽必烈，再次命万松行秀又一上足雪庭福裕住持嵩山少林寺。雪庭福裕，俗姓张，山西省文水县人。生于金章宗泰和三年（1203年）。金哀宗正大二年（1225年），礼仙岩寺休休古佛出家，受具足戒。金天兴元年（1232年），游方到燕山，从万松行秀参学10年。淳祐五年（1245年），“世祖（指忽必烈）潜邸，命师（指福裕）住少林寺，大作资戒会。淳祐八年（1248年），诏“住和林兴国寺。”不久，元宪宗命其“总领释教，授都僧省之符”。景定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因福裕“论辨伪经，驰马日以闻”，赐“光宗正法大禅师”之号。晚年“倦于接纳，归栖嵩阳”。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寂于嵩山少林寺。在他圆寂37年后，即皇庆元年（1312年），元仁宗追封为“晋国公”。雪庭福裕大宗师，释儒兼备，“教人亦性善，当仁能仁。阴有以格君心而赞皇猷。未尝以福田利益，嘐嘐语人。而慈云法雨，阴复潜被，历代帝王意欲清心静治。使万姓得福。”既有功于元室事业,又推动了嵩山佛教中兴。不愧为一代佛门巨子。雪庭福裕住持嵩山少林寺，改十方丛林制为子孙承袭制。并且拟定了以“福”为始祖的70个字的少林释氏源流派世谱。报经修元室王朝钦定敕赐执行。至今已700余年，仍然代代承袭，续而相继。五、日本国高僧邵元嵩山参禅13世纪中期，因蒙古兵侵略日本，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元帝国建立后，经过30年整治，政权已经相对巩固，元朝统治集团又感到恢复中日两国友好对自己有益。元大德三年（1299年）。元成宗铁穆耳利用两国佛教的故有关系，派遣江、浙释教总统，普陀山高僧一山一宁和曾经到过日本游化的和尚西涧土昙等去日本通好。他们在日本传教18年，门下英才甚众，其中最有名的是龙山德见、雪林友梅、无著良缘、嵩山居中、东林友丘等。他们都先后来嵩山朝拜祖庭少林寺，回到日本以后，把自己在嵩山亲见亲闻的佛门盛况大加宣扬，尤其是经过雪庭福裕、五丰慧庆、足庵净肃、中林智泰、古岩普就的三代经营，嵩山诸刹金碧一新。僧尼参禅井然有序的情况，对日本国禅僧产生了很大的向往力，于是日本禅僧来嵩山参禅的很多，其中就有日本国山阴道但州正法禅寺住持沙门邵元。邵元，日本国前越人，俗姓源，号古源，是双峰和尚的法嗣。元泰定四年（1327年，即日本嘉历二年），来到中国，先到天台山、天目山、五台山等地遍参宗匠。元天历二年（1329年）来到嵩山少林寺，参禅10年之久。后来成为禅学造诣很深又通晓汉语的大德，曾作为100名高僧之一，到元朝首都参与《大藏经》的翻译。邵元在嵩山少林寺期间，曾任“书记”、“首座”等职，协助两任方丈僧，即菊庵法照和息庵义让办理日常佛事，把嵩山佛教治理得“玄风大振，声名籍甚，学徒云臻”，得到广大僧众的热诚爱戴。元至正七年（1347年），回到日本以后，声望大显，曾在日本京都大圣寺、等持寺、东福寺和法云寺讲经说法，晚年静居南泉庵。日本贞治三年，即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圆寂，终年70岁。邵元于元至元五年（1339年）离开嵩山少林寺，游化到安徽各大禅寺。已故的菊庵长老门人子珍，受住持僧息庵义让之托，携带菊庵法照禅师的行实，找到邵元请求撰写寿塔铭文。邵元欣然表示：“余虽不敏，而以其悫之勤工助学，略记始末，以铭于塔。”当即撰书《显教圆通大禅师照公和尚塔铭》，交子珍带回嵩山少林寺，镌刻菊庵长老塔阴。至元六年（1340年），嵩山少林寺方丈息庵义让圆寂，门人胜安，到安徽宝林寺请损庵和尚撰写行实碑文。损庵说：“有日本国古源上人，豁达之士，汝可往衷愍，求之于文。”胜安找到邵元，说明来意，邵元和尚十分谦虚地说：“文章之学，非我所知，矧少林老师道德与嵩山争高，巍巍乎！吾以间然。又跋涉千里，意在明珠，而得鱼目，可乎！”但“抚以缺航，固辞不可，不得已而焚香稽首，辍染短输”。即撰成《嵩山祖庭大少林禅寺第15代住持息庵禅师行实之碑》。现在两篇铭文保存完好。拓片1973年到日本展出，引起日本国朋友的重视，他象征着中日友谊千古长存。六、僧道衍和嵩山佛教元朝末年，嵩山各佛寺，为维护其既得特权，联合起来，以少林寺护法菩萨紧那罗王名义，在元朝帝室的支持下，公开出面组织寺僧，镇压农民红巾军起义。后来农民起义军取得胜利，推翻元朝统治，建立大明王朝，使得嵩山佛教处于十分不利地位。但是嵩山佛教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保持明王朝统治时期长达260多年的稳定盛期。究其政治根源，一是，明太祖朱元璋早年曾为僧侣，有感于佛；二是嵩山有一批高僧能够“应天（改变政治立场，服从于明朝统治者）顺民（尽量不与农民争利）”。他们是明初的斯道道衍、雪轩道成，中后期的小山宗书、幻休常润、无言正道等。特别是斯道道衍，参与策划“靖难之役”，推动、协助明成祖朱棣成为永乐皇帝，为嵩山佛教赢得在明朝267年的稳定盛期奠定了基础。斯道道衍，至正九年（1349年）出家为僧，后到嵩山法王寺参学临济禅法。跟嵩山名道席应真学得阴阳五行术数之学。又结交著名术士袁珙，得到《周易》演算之术，成为佛道兼融的高僧。洪武年间，在南京应僧试毕回归嵩山，途经北固山，遇高僧季潭宗泐留宿。道衍赋诗言志。宗泐惊奇地说：“这哪能是佛门释子之言？异日定佐王为相。”不久，明太祖朱元璋选拔高僧为诸王子师。时已任僧录司左善世的季潭宗泐，荐道衍给朝廷。从而道衍成为宗泐高足门生。道衍在南京等待分配时，留心考察，得知燕王朱棣文武双全，以为洪武以后继承皇位者，必是此人。于是便密诣燕王，称：“大王若得我侍，我奉献白冠一顶。”燕王不解其意，问其故。道衍笑而不答，遂以食指画地，先书一白字，又在白字下面书一王字，白王二字相加成“皇”字。朱棣一见大喜，遂求太祖以道衍为师。道衍又把著名术士袁珙荐给燕王。后来，道衍和袁珙在靖难之师中，出谋划策，为燕王夺得帝位立了大功。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皇孙朱允炆继承皇位，年号建文。朱允炆虽得帝位，但深感诸王（叔）是对他的极大威协，于是采纳齐泰、黄子澄建议，逐渐削夺诸王权力，先后有周、湘、代、岷四家藩王被诛。道衍竭力策动燕王起兵的时候，北平城黄风四起，刮的王宫檐瓦坠地。燕王以为是不祥之兆，动摇了决心。道衍和袁珙进言：“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坠者，易（移）黄（皇）也。”进一步坚定了燕王的决心，遂以“诛齐泰、黄子澄”之名，号称“靖难之师”，亲自率军南伐，而道衍始终辅佐世子留守北平，以固其本。当年十月，李景隆承隙围攻北平，道衍防守甚固，击败了来犯者。燕王攻济南三个月不下。道衍建议：“师老班师。”燕王进攻东昌，失大将张玉，朱棣意待休整以后再进军，道衍建议：“应天（南京）空虚，疾趋京师。”燕王采纳道衍意见，遂绕道进军，很快攻入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燕王朱棣随即帝位，年号永乐，迁都北京。永乐元年（1403年），永乐皇帝论功行赏，道衍功为第一。授“僧录司左善世”。永乐二年（1404年）再授道衍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并复其俗姓姚，名广孝。自此以后，永乐帝对僧道衍尊称“少师”而不呼其名。永乐十六年（1418年）僧道衍圆寂。永乐帝以“僧司治丧，僧礼葬之”。封“推诚协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葬房山县，永乐帝亲制神道碑志其功。僧道衍自己在嵩山没有留下遗迹遗物，但其师弟、日本国禅僧德始，为已故少林寺淳拙禅师书写的《嵩山祖庭少林禅寺淳拙禅师才公塔铭》，成了600年以后中日两国佛教友好交往的历史物证。七、四代宗师主持少林寺明朝中期，内政腐败，经济衰颓，外患严重，社会动荡，然而嵩山佛教却仍然保持着隆盛局面。这是因为嵩山佛教的主流，曹洞正宗四代大宗师住持少林寺，而且他们又都“以武参政，强兵护国”，从而得到明王朝的支持。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明朝灭亡。明世宗嘉靖皇帝和他的继承者们，从发生的一系列农民起义和云（南）贵（州）、晋（山西）、陕（西）边防危机，东南沿海倭寇猖獗中，看到少林寺僧兵在戍边、抗倭、保安方面的现实作用，深感以少林寺为代表的嵩山佛教，对巩固其封建统治政权十分有用。因此，对嵩山佛教更加重视，尤其是对少林寺住持和尚的人选和任用愈加慎重。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大举进犯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朝廷征调少林寺僧兵参加平倭战争。少林寺武僧月空带领30多个武艺高强的僧兵，自为部伍，开赴松江，手持铁棒，击杀倭寇甚众，最后“皆战死沙场”。时隔四年之后，嘉靖皇帝钦依释儒兼备的小山宗书为少林寺曹洞正宗第24代方丈。小山宗书大宗师，俗姓李，明正德十年（1515年）到本郡开元寺出家，礼法堂钿和尚为师，法名宗书，字大章，自号小山。十二年（1517年），他“闭关太行，三越寒暑，手书《华严经》，不食五味”。十五年（1520年），“闻少林虚白老师传授达摩心宗，志切参学，遂梦游其境，……乃依法席入室。请益切勤八载，得洞上宗风，蒙赐印可”。嘉靖九年（1530年），回本郡开元寺，省侍本师钿和尚三年，至师圆寂。十二年（1533年），到明都北京受具足戒，并静居兴德寺三年，期间，曾到天庆寺开承佛录，又到五台山推广禅宗。期满回京，“应中贵官李元善之请，去积善庵批阅藏典四年”。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静居京都宗镜庵。三十七年（1558年），“领礼部显（衔），……住持少林寺”。三十八年（1559年），在少林寺“大开法席，四方学徒，众盈五百，升堂踞座，日无虚席。嗣其法者，不可胜计”。嫡传弟子是幻休常润和禀山常忠。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回北京宗镜庵疗疾。隆庆元年（1567年）腊月十六日圆寂在北京宗镜庵，终年68岁，僧腊五十有八。灵骨一分为三，一留北京宗镜庵，一回南和开元寺，一归祖庭少林寺。分别起塔，树碑志实。碑文由明郑藩掌国事德庆王撰写，明世子朱载堉书丹。小山宗书住持嵩山少林寺十年，使“曹洞宗风复振，少林禅宗复新”，有“启后鼎新之功”。继小山宗书之后，住持嵩山少林寺的是“禅宗大宗伯幻休常润”。幻休常润大宗师，俗姓黄氏，江西进贤县人。幼年到伏牛山礼平公祝发，法名常润，字大千，自号幻休，后参少林宗师书公。得法后离开嵩山遍参诸方。明隆庆元年（1567年）小山书公圆寂以后，嵩山少林寺方丈空位七年。万历六年（1578年），神宗朱诩钧钦命幻休常润为嵩山少林寺第25代方丈，任期13年，期间于万历七年（1579年）被召住北京直接参政六年。万历十三年（1585年），圆寂在明都北京，灵骨回归嵩山，在少林寺西起塔，由明通义大夫兵部左司郎汪道昆撰写《少林寺总持宗门润禅师塔记》碑，纪其行实。常润大宗师弘扬佛法一生，法子数以千计，其中以无言正道和大觉方念为上足。方念再传圆澄于绍兴云门山，元澄（1516—1626年），号湛然，浙江绍兴市人，幼年出家，后专事参学。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大觉方念在绍兴云门山传持嵩山曹洞禅法，圆澄往参，遂得印可、付以大法。后来也在这里聚徒说法，形成云门支系。幻休润公圆寂后，嵩山少林寺方丈空位九年。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钦依无言正道为嵩山少林寺第26代方丈。无言正道大宗师，洪都新建人，俗姓胡氏，父永泰，母杨氏，幼年到上兰寺出家，拜磷和尚为师，法名正道，字无言，自号雪居。20岁开始“遍参诸方，受戒于无尽。”后得法于嵩山少林寺润公。润公升座，正道问法：“如何是洞上家风？”润公答：“月下三花树，峰前双桂枝。”又问：“和尚还有别吗？”回答：“唯此一事实。”道公大悟，即呈偈曰：“云攒峰顶，月锁幽岩，木人抚掌，石女舒颜。”遂得印可、会以大法。无言正道大宗师住持嵩山少林寺17年，“岁行冰结，机辩泉流。或升堂普说，或入室小参，莫不摧被凝城，登之觉岸，明镜屡照而不痞，洪钟待叩而辄应。典型卓尔，清规肃然，作宾王家，名动京阙”。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无言正道圆寂，在寺南建衣冠塔，寺西起“安乐处”塔。寺院内由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钦差湖广提督学校按察司副使，前翰林院国史编修兼理浩敕起居章奏，东京讲术华亭董其昌撰书《敕赐嵩山少林寺传法住持曹洞正宗第26代嗣祖沙门无言道公雪居禅师行实碑》。无言正道法嗣众多，上足有慧喜、慧通和慧如三人。无言正道之后，嵩山少林寺方丈空位16年。明天启四年（1624年），明熹宗朱由校钦依寒灰慧喜为嵩山少林寺第27代住持。寒灰慧喜大宗师，俗姓刘，河北省满城县人，生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隆庆元年（1567年）落发披缁于鲁齐，礼升公和尚为师，朝夕勤参法雨。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谒嵩山少林寺无言道公。天启四年（1624年），“奉命入院”为嵩山少林寺第27代住持，直到明思宗崇祯十二年（1639年）圆寂在嵩山少林寺方丈任上，历时28年。寒灰慧喜住持嵩山少林寺期间，农民起义所向披靡，明王朝已是危机四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仍如其先师们一样，继续“强兵（僧）护国（明）”，不遗余力。天启五年（1625年），即寒灰慧喜升丈的第二年，积极邀请并陪同河南巡抚程绍到嵩山检阅僧兵队伍。程绍诗兴大发，作《嵩山观武》诗一首：“暂憩招提试武僧，金国铁棒枝层层。刚强胜有降魔力，习惯轻携搏虎能。定乱策勋真正果，保邦靖世即传灯。天中缓急无劳虑，忠义毗卢演大乘。”明崇祯元年（1628年），农民起义军突破明军包围，连破河南省卢氏、宜阳等县城，势如破竹。崇祯皇帝和各地藩王、官吏豪绅们都惊惶不安，他们为了保命护家，纷纷组建地方武装，请嵩山少林寺武僧充当教师。陕州知州史纪言“出私财，募士卒，聘少室武僧训练之”。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农民起义军夜袭陕州城，当晚史纪言的军队奉命调往外地，城内只有少数官属和少林武僧。城破史纪言由两名少林武僧护持妄图逃走，被义军抓获斩首。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嵩山南北连年大旱，灾荒严重，“人相食，父子相食”惨状目不忍睹。加之官府加派“剿饷”，官逼民反。登封李际遇、申靖邦率饥民揭竿而起，而嵩山各佛寺则公开伙同官府镇压农民起义军。崇祯十三年（1640年），农民起义军攻陷登封县城，杀知县鄢延诲，明登封政权彻底倒台。因为寒灰慧喜“护国强兵”有功，在他生前，就有明赐进士及第、江西监察御史、西京焦源溥和钦赐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侍郎王少采，撰书《少林寺二十七代钦依传法住持寒灰慧喜禅师碑》立于少林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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