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如何调协，六代以来，已成宗教上之主要论题，向来有齐、不齐之异论。北周卫元嵩著《齐三教论》七卷，见《新唐书·艺文志》道家类；《广弘明集》七言:“元嵩陈表状及佛道二论，立主客，论大小。”元嵩斥佛，自加冠巾，必抑佛扬道可知。《新唐志》扬上善有《三教诠衡》十卷，其书未详。敦煌所出有刘晏《三教不齐论》残卷，见S5645，日僧最澄、空海传入扶桑之佛典，内有《三教不齐论》，殆即此书。其言以为“佛法与周孔政乖，释典共孔经殊制”。主张僧人不必跪拜王者。云:“受一人之贵，理化阎浮，何屈折僧尼，盘擗法服。”此自老生常谈，无甚高论。中唐以来，朝野奉佛，而三教且有道场，《金石萃编》载资州刺史《叱于公三教道场文》，首佛次道又次为儒，与隋李士谦评三教高下，以佛为日，道为月而儒为五星，如出一辙，姚有《三教优劣不齐论》，列举三教不齐之项目凡十有三。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执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荀子·王制》），故曰:“维齐非齐”（《书·吕刑》），三教固不能强齐，然发为不齐之论者，多意存轩轾，非会通之旨也。《宋史·艺文志》杂家类，周朴有《三教辨道论》一卷，宋初有长乐人为黄巢所害者，名周朴，或即此人。此书内容无闻，金时董国华有《论道编》，《归潜志》称其参取佛老二家。同时郝大通有《三教入易论》，俱见《金史·艺文志》，而李纯甫著书，曰《鸣道集解》，贯通三教，尤为人所称述。周朴之书称曰《辨道》，而董国华所著曰《论道》，李纯甫则曰《鸣道》。金人著述又有《道学发源》一书，王若虚为后序，略云:

义理之真，而不专于传疏，其所以开廓之者至矣;而《鸣道》之说未甚行，三数年来，其传乃始浸广，好事者往往闻风而悦之。……此发源一书所以汲汲于锓木也。（《滹南遗老集》）

《鸣道》应指李纯甫之《鸣道集解》。可见其影响之大。《宋史》卷四二七为《道学传》，其序论云:“道学之名，古无是也。”“道学盛于宋。”首周濂溪、二程、张载、邵雍及程门弟子及朱熹、张。《道学传》为《宋史》所特有（明修《元史》改名曰《儒学传》）。自宋南渡，程源为伊川嫡孙，著《道学正统图》（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东城杂记》称源鬻米于临安新门草桥）。道学之统系，于以确立。赵秉文于《道学发源》引且谓:“（张）载之《东、西铭》，子之《圣传论》，譬之户有南北东西，由之皆可以至于堂奥。总而类之，名曰《道学发源》。”（《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十五）“道学”之名，亦成熟于是时。《宋史》总裁有张起岩者，熟于道学源委。《元史》六九《起岩本传》云:

诏修辽、金、宋三史，复命入翰林为承旨充总裁官，积阶至荣禄大夫。起岩熟于金源典故，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当，起岩据理窜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史成，年始六十有五。

由此知《宋史·道学传》之设立，必出于起岩之主张。至于道学之昌大，与金人学术亦有密切关系。此前人所未措意者，故略为引申。

李纯甫在金儒中，最为重要，《金史·文艺传》（卷一二八）云:

  李纯甫字之纯，弘州襄阴人。（章宗）承安二年（一一九七）经义进士。为文法庄周、《列御寇》、《左氏》、《国策》。（下略）卒于汴，年四十七。虽沉醉亦未尝废著书。然晚年喜佛，力探其奥义。自类其文，凡论性理及关佛老二家者，号“内”，其余应物文字为“外”。又解《楞岩》、《金刚经》、《老子》、《庄子》、《中庸集解》、《鸣道集解》，号《中国心学》，《西方父教》，数十万言。以故为名教所贬云。（按“父教”或误作“文教”。）

元遗山《中州集》小传云:

（之纯）三十岁后，遍观佛书，能悉其精微。既而取道学书读之，著一书，合三家为一，就伊川、横渠、晦庵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发不相贷，且恨不同时与相诘难也。（中略）迄今论天下士，至之纯与雷御史希颜，则以中州豪杰数之。（卷四）

屏山又著《金刚经别解》，耶律楚材为之序，有云:

屏山居士取儒道两家之书，会运奘二师之论，牵引杂说，错综诸经，著为别解一编，莫不融理事之门，合性相之义，折六如之生灭，剖四相之键关，谓真空不空，透无得之得，序圆顿有据，识宗说之相须，辨因缘自然，喻以明珠，论诸佛众生，譬之圆镜。若出圣人之口，冥契吾佛之心，可谓天下之奇才矣。嘻!此书之行于世也，何止化书生之学佛者，偏见衲僧，无因外道，皆可发药矣。

又《书金刚经别解后》云:

退之屈论于大颠，而稍信佛书，韩文公别传在焉，永叔服膺于圆通而自称居士，欧阳公别传在焉;是知君子始惑而终悟，初过而后悛，又何害也？屏山先生初年作《排佛说》，殆不忍闻。未几翻然而改，火其书作二解以涤前非，所谓改过不吝者，余于屏山有所取焉。

屏山《鸣道集》，亦楚材为序。谓:

  （屏山）居士年二十有九，阅复性书，知李习之亦二十有九参药山而退著书。大发感叹，日抵万松，深攻亟击，退而著书，会三圣人理性蕴奥之妙，要终指归佛祖而已。江左道学，倡于伊川昆季，和之者十有余家，涉猎释老肤浅一二。（中略）屏山哀矜，作《鸣道集说》，廓万世之见闻，正天下之性命。

此序作于甲午冬十五日，先于《金刚别解》序一年。元时，念常撰《佛祖历代通载》，其凡例云：“屏山居士《鸣道集说》，凡二百一十七篇，今录一十九篇，盖彰其识见耳。”即录于卷第二十，系之宋嘉泰四年。屏山于宋儒辟佛之语，一一为之辨正，自伊川、横渠，至南轩、晦庵，均无得免者。清汪琬责其立说太过，谓“彼卫浮屠如是之诚，而翦吾儒之羽翼，如是之严且力，流敝甚大。”惟称誉其论学，内有三疵，外有四孽，为深中学者之病。

三疵:(1)识、凿之而贼 (2)气、冯之而亢 (3)才、荡之而浮四孽:(1)学、封之而塞 (2)辨、哗之而疑 (3)文、甘之而狂 (4)名、锢之而死此即三疵四孽之论，足为百世针砭。

大抵屏山之学，奉老、庄、孔、孟与佛为五圣人，其宗旨盖欲“洗人欲而白天理，伯业而扶王道，发心学于言语文字之外，索日用于应对洒扫之中。治性则以诚为地，修身则以敬为门。大道自善而求，圣人自学而至。接千古之绝学，立一家之成说。”虽语有偏激，不可谓非豪杰之士。南宋学人，罕有伦比，重以耶律氏之吹嘘，于北方之学，影响至深。赵秉文序《道学发源》，可为明证。河汾诸老，若应人曹之谦兑齐、房祺称其“自客汴梁，北渡居平阳者三十余年，发明道学，为文楷式，指授后进”。（23）金源遗逸，于道学切之深，可以概见。即以“心学”而论，亦屏山所启迪，故薛玄有《圣经心学篇》。元人著述，俞长孺有《心学渊源》，王文焕有《道学发明》等书（见《元史·艺文志》），皆接其余绪。顾亭林《日知录》二十《心学》条，引澄海唐伯元辟阳明新学之说，而不知《心学》之名，早起于金元之际。窃谓梨洲、谢山于宋、元、明学案，钩沉表微，贡献甚巨，独金源学术语焉不详，是宜补撰《金儒学案》，若屏山者，其尤铮铮者矣。屏山学佛，盖自史肃（舜元）发之（《中州集》卷五《肃小传》）。其为刘汲（伯深）之《西集》撰序，称其“颇喜浮屠，邃于性理之说，凡一篇一咏，必有深意（《中州集》卷二）。屏山所与游者，皆有道之士，曾撰《屏山故人外传》，元遗山多采入《中州集》，微言深意，可尝一脔。（24）朱子辟佛之语，曩者友人Dr．YalenE．Sargent曾加以译述，著成朱熹与佛教一篇（TchouHicontreleBoud-hisme）（法文本），（25）惟于屏山批评朱子之精语，尚未涉及，亟盼西方学人于屏山之说，能加以移译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