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世界性宗教之一，与其他宗教相比，佛教的排他性较少，可容性和可塑性之大，甚至使有些人怀疑，佛教究竟还算不算宗教？我们知道，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的绝大部分地区，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印度教和汹涌而入的伊斯兰教的双重冲击，早在八百年前就几乎销声匿迹了。但是，印度之外诸国或地区的佛教尽管很早就失去了原初根源，却在各自本国文化的土壤上枝繁叶茂，开花结果，展现出带有本土文化色彩的勃勃生机。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有许多历史的机缘，但佛教不预设超越众生的造物主、不舍世间的理念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说明佛教的圆融无碍。比如，雪山之国尼泊尔的佛教被公认为是保留印度色彩最浓的，可是，我们在尼瓦利语（Newari）里居然已经找不到表示“僧人”的字了，取而代之的，是密宗化的或者说本土化的“金刚法师”（vajracarya）；同样发人深省的还有，约东汉年间传到中国的佛教，到了中唐以后，中国化程度最高、“教外别传”的禅宗却一枝独秀。曾几何时，被视作“夷狄之教”的佛教以追怀始祖的生命体验，扬弃了印度佛教的固有形式，以内省、自主、自信的宗教践履的体证方式，深深融入了中国的哲学、艺术、文学。中国佛教中经隋唐数百年的兴盛，到五代始法运衰息，此后天台、华严等宗大倡法风，又多合行兼弘禅净。宋明大儒擅长出入儒佛二门，相互汲引。到了晚明清初，更以禅净双修为归，包容一切法门。佛门内，不再严辨宗派界限；佛门外，则与儒学同气相求。伴随着这个过程，佛教的入世取向也日见明显。一方面浸入民间，参与世俗生活，给人无穷希望的弥勒和观音成为领受香烟与顶礼的要角；一方面，以“忠义心”诠释“菩萨心”，护国行法，声援民族之战。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的萌芽就在这种无声的变迁过程中滋长起来了。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大开去，那么，我们就会注意到，佛教在近现代的复兴绝不仅仅发生在中国，而是在东亚、东南亚、南亚都普遍掀起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1873年，在斯里兰卡的科隆坡附近，举行了一次耗时三天的公开辩论，一位僧伽罗高僧最终战胜了卫理公会牧师。这场辩论带有浓厚的东西文化对垒争胜的气息，其结果被广泛报道，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1873年也就因此被视为近现代世界性佛教复兴的标志年份。“世界性”并非言过其实：不久以后，新大陆和欧洲也都出现了僧伽，佛学也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同样也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佛教（准确的说，应是汉地佛教）也渐渐复苏，在践履上归心净土，在佛理上精研法相唯识，士大夫之间的佛学热成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主要特征。虽然我们至今尚未找到证据，表明中国佛教复兴与科隆坡的那场著名辩论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但是，无可否认，中国近代佛教复兴尽管具有自己的独特内容、形式与轨迹，却至少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佛教复兴运动几乎都是在已经沦为殖民地、或即将沦为殖民地、备受西方威胁的国家和地区发生的。这也许是各国佛教复兴运动为数不多的共同点中最为主要的一个，就是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近代佛教运动必然是带有抗拒西方文化影响色彩的社会运动，佛教教理自身的发展倒是只能位居其次。中国近代的佛教复兴运动是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背景下发生的。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天朝的大门，绵延数千年的中华古国在西方宗教、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冲击下摇摇欲坠。社会历经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生。欲求安身立命之所，遁逃入佛者有之；栖心内典，真学佛而欲求民族解脱大道，赴以积极精神者有之；先期厌离世间，一心出世，转念救拔众生，出世又不舍世间者有之。相对于在经世思想、公羊学鼓噪下的社会改造运动，佛教复兴起先只是一条“伏流”。然而，正是这条伏流，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成为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歆动了无数的新学人士。在“振兴佛教”的和声下，僧人、居士与新学人士都希冀再度发挥佛教整合社会思想文化的价值功能。我们看到，希图佛教复兴的首要步骤，就是把当时已经衰微的佛教重新拔擢到一个超越西学的至高位置，这是僧、俗两众的共识。欧阳竟无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可谓代表，于是居高临下评说世间万法似乎就有了可能和理据。还有不少人反复论证，佛法正是济世灵丹，王恩洋《佛法为今时所必须》、梁启超《佛学时代》都在呼唤新佛教徒的出现。其次，为了一致对外，力争与儒学结盟，暂时不顾超越层面的矛盾，用合并等同的方法为原本是外来的佛教争得中国文化的主流位置，弘扬净土、推行念佛法门的印光法师就著有《儒释一贯序》；再次，不断对道德、人生、卫生乃至人死之际应做之事加以指导，不惜在科学至上的年代担冒被讥笑为迷信的巨大风险，如圆瑛《挽救人心之唯一方法》、周叔迦《从佛教徒的人格说起》等。为了使佛教在现实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造育人才，改革僧教育，中国佛教复兴的先驱杨文会创办学堂，以出世法与世间法并无二致的理念，分教内教外两班，宣扬佛法，若僧侣太虚、智光，若居士欧阳竟无、梅光曦，若学者谭嗣同等等，都领受其教，成为中国佛教复兴的中坚力量。太虚更以创办“中华佛教总会”的组织方式，倡导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曾追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革命思想的太虚法师主张佛教必须有适应新时代的新形态。这“新形态”就是“学佛先从做人起”，就是关注宇宙人生的“人生佛教”。近代佛教复兴运动是一个极具意味的社会现象，它对现代性问题的独特应对，它援引西方文献学方法整理梵、藏、汉文佛经的学术研究，它以佛教为源泉的哲学原创性活动，等等，等等，都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切关注。